打击假货要学治理酒驾,关键还是要提高震慑力

作者: 何帅 分类: 业界分析 发布时间: 2017-02-28 10:24 ė520 浏览数 6评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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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日,阿里在其“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公布了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为了这个结果,阿里的付出却相当沉重。为了打击假货,阿里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但如此惨不忍睹的“产出”比却令阿里猝不及防。为此阿里表示,如果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的事例一再发生,从根本上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并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对于阿里的这一“呼吁”,各界反映不一,假货要像酒驾一样治理,靠谱吗?

天网恢恢并非疏而不漏

2016年阿里的“双十一”全球购物节,当天24小时线上交易总额达到了178亿美元。对此,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11月15日报道,“双十一”当天中国的线上交易额比巴西2016年全年的预估电子商务交易额都要多。阿里巴巴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线上电商交易平台,其火爆的人气和疯狂的成交数,在吸引着无数消费者和商家的同时,也成为全球制假售假者眼中的“大机会”。正是有这些制假售假者的存在,阿里不仅成为了众多竞争者攻击的靶点,也成为了“假货问题”的最大受害者。马云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表示:“我们有个统计,每卖出一件假货,就会让阿里巴巴失去5个以上的用户。几年前,因为淘宝不让卖假,广东那边卖假货的,在香港给我设了个灵堂,你说阿里巴巴和假货是什么关系?”。正如“打假工作交流会”上所言,阿里巴巴“不惜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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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对假货的打击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从阿里电商平台的评价体系建立到店铺打分,再到退货、赔偿机制的设立以及卖家关店条款的制定,阿里在其“电商帝国”的规则制定中对假货一直是“零容忍”。而随着电商交易规模和额度的攀升,阿里打击假货的力度也在升级。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阿里巴巴2016年度共筛查认定4495条制售假线索。但遗憾的是尽管阿里自身设下层层“天网”,却并非疏而不漏,阿里巴巴筛查认定的4495条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更令人惊愕的是,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阿里作为平台方有监督的义务并没有执法的权利,能做的也无怪乎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监管部门报告线索、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截止2016年8月底,往前推12个月,阿里巴巴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用阿里巴巴官方原话讲就是:“我们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但无法阻止制假售假行为在线下的泛滥和在平台间的流窜”。

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成假货猖獗主因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分享了一个案例: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主要原因就是现行法律法规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最终导致结果是对制假售假的刑事打击力度不足,不足1%的刑事处罚比例,足以让制假售假者在巨大利润面前选择对法律法规的无视,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才是如今假货猖獗的主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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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奋战在经侦一线的警员也分享了执法方在打击制假售假过程遇到的困难。他表示,“前段时间,收到江苏总队给我发的一个协查报告,案值23万元,涉及到我们省10个地市30多万条线索。我们省的经侦才2万人,平均每个人要协查15条线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协查发过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是执法部门的无奈,人员的不足,又要面临取证侦办的困难,即使侦办有了结果,量刑处理的结果也让人泄气。目前法律法规相对于电商的发展相对滞后,不足1%的刑事处罚比例,是制假售假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的关键原因。现行相关法律已难以适应打击此类犯罪迅猛发展的现实需要,造成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执法成本极高、制假售假者难以受到刑事处理。其结果就是“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假货就应像治理酒驾一样“重拳”出击

2013年起,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开始实施。新交规将记分项由38项增至52项,对很多违法行为提高了记分,堪称“史上最严交规”。尤其是随着酒驾、醉驾入刑以来,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全国醉驾下降超4成。严格的法律法规对酒驾的震慑效果显而易见。反观对制假售假的治理却如同隔靴搔痒,目前的法律法规由于滞后性的原因,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力度相对较轻,甚至对他们来说无关头痒,这是假货屡禁不止,越打越多的原因所在。如果打击假货能像治理酒驾那样,通过法律法规的修正来提高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处罚力度,对其产生巨大的震慑效果,我想打击假货的行动一定会立竿见影。

日本商标法和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制售假者判处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以下罚金;对违反法律的法人要处以最高达1亿5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7万元)的罚金;除刑事处罚外,还可能追究民事责任。美国《商标保护法》规定,故意从事商品与服务制假售假活动,将被处以最高10年入狱的刑事处罚与或最高每人200万美元与集体500万美元的罚款,重犯者将被处以最高10年入狱的刑事处罚和或个人5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制定的假冒罚款额度,可以将制假售假者一直罚到破产,因此对当地制假售假有很大的震慑力。从日本和美国对制假售假的处罚力度来看,中国对制假售假行为明显宽容太多,也难怪阿里公开呼吁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原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处罚力度一直都是比较大的。

而在中国,由于现行相关法律已难以适应打击此类犯罪迅猛发展的现实需要,造成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执法成本极高、制假售假者难以受到刑事处理。这才导致制假售假的猖獗,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商业环境产生致命影响。要改变这一现状,治理假货就必须要像治理酒驾一样“重拳”出击,通过对制假售假者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在全社会形成打假的共识,让制假售假者无处遁形,这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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